2009-1-5信水清流

有两种繁荣理论：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而我主张“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亩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

——罗斯福，1932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和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是殊途同归的，根源一样，但是两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表现出来会有很大不同，拯救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本文试图全面多角度的为大家厘清双方的异同，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清楚真相，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更快的摆脱危机。

中国经济今日受到的冲击可能没有美国金融海啸那么大，但作为一个较为贫穷、政治体制也较为僵硬的国家，中国遭受的困难可能比美国更大。

一，产生危机的根源是同样的。

贫富悬殊是经济危机的根源，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冯·海叶克是警告1929年经济危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超过意愿的储蓄率和太多贷款带来的货币膨胀导致了资源的分配错误和影响资本结构，广泛失业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最后为了恢复各部门中劳动的供求关系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劳动的转移。

30年代的美国，黑人和妇女还没有得到选票，劳工的地位和今日远远不能相比，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忽略农民工利益的人，在30年代的美国，很多资本家宁愿雇佣黑人而不用白人，因为他们对报酬糊涂一点、对雇主更顺从。今天很多人对农民工的心理很矛盾，既不提倡社会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他们自私的认为政府省下给农民工提供义务教育和保障的钱会让自己受益，又讨厌农民工抢去了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大错特错。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区域发展学会指出：“南方社会和经济落后的一个最明显原因，是白人不愿意正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地区的命运，与黑人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很多北方的州为了阻止黑人移民的涌入，都规定了定居5年以上的要求，中国的农民工直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唯一庆幸的是，中国没有三K党这种极端组织，只有少数为了搞点酒钱的治安队骚扰农民工，当然，孙志刚式的惨案还没有杜绝。美国在80年前已经认识到无论对于黑人和白人，经济福利的关键都在于以更聪明的社会智力，更有效率的利用自然资源。

新政的社会保障法对企业中的黑人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责任，这无意中伤害了黑人的利益——雇主赶走了黑人，用白人取代。今天的新《劳动法》也让一些工作时间接近10年的员工失去了工作，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不过是短期的效应，从长期的角度，雇主还是必须面对承担更高社会责任的要求，这并不是对经济的伤害，它最终会带来更高的繁荣。

即使今天的美国，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比如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仍然在呼吁最大可能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而国内还有古典经济学的思维：认为美国劳工地位过于强大导致了美国汽车公司等的濒临破产，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节省成本也许有更好的方法：比如总裁的专机。我们可以看到，高盛在得到了政府100亿美元的注资后，用109亿给员工发了平均20万美元的年终奖金，这种拉大贫富悬殊的行为最终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复苏。

在中国，我们更加应该警惕张五常、张维迎之流反对新《劳动法》，维护资方利益的所谓叫兽，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密尔顿·弗里德曼说：只要经验似乎与公认的假设一致，人们就把假设当成真理，政府对膨胀和失业的政策，是政治争论的中心，对经济的讨论变成意识形态的论战，可是经济理论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西方国家早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后明白了：没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共同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在1929年之前的繁荣期，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新机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和合作把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汽车业提高了三倍以上，大企业通过各种垄断、兼并维持高价格，都以红利、资本扩张、和高管的奖金，只有很少的部分给了普通劳动者，这个结果就是巨大的贫富悬殊。

即便是大企业的优质资产，也要依赖于全体国民——包括劳工和农民、白领工人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经济健康。当罗斯福听到一个崇尚放任主义经济学家说“‘自然原因’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志发挥作用”的时候脸上露出惊恐的说：“人民不是牲口”。

美国新政仍然是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但是从个人秩序转向社会秩序，从乌托邦社会的孤立集群转向对全国经济的通盘管理。从李昌平等人苦苦的要为农民保住那点田地的思维获得很多认同看来，中国的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这种观念：现代社会必须通过大范围的社会保障建设来激发人们的冒险和创业精神，这才是美国强大的根本。

在大陆，这个过程完全相同，东莞的血汗工厂，都是外商带着几十上百万的资本过来开办小厂，在低工资的条件下，十几年间，大部分都成长为几千上万人的大厂，甚至第一批过来的高管再出去开厂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里有个例子，好又多的老板于曰江原来是王永庆南亚塑胶公司的一个高管，在卖材料给鞋厂的时候发现了商机，于是在广州白云区开了个一两百人的小厂，几年后扩大到几千人，1991年，工厂的两个高管在东莞虎门开办绿洲鞋厂，和Skechers公司合作，几年后，Skechers公司成长为销售十几亿美元的公司，绿洲也成长为三四万人的工厂，于曰江已经是几百亿（港币）身家的富豪，绿洲的两个老板也是几十亿的富豪了。于曰江的另外一个股东看到商机也在合作不久之后（90年代初）撤股前往东莞开办常登鞋厂，发展成为锐步的主力工厂之一，员工最多达五六千人，2007年底，常登在寒潮来临前体面退场，用4000万元补足员工的离职补偿，仅仅是厂房的地皮就卖了3个多亿。

我无意说他们是无良的资本家（常登的老板更是善始善终的好老板），我们应该敬佩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无论如何，他们给几千万人带来了就业，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是两万亿外汇储备的功臣。

中国和美国30年代的萧条根源相同的是贫富悬殊，1929年美国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最穷的600万个家庭的3倍，顶层群体的人均收入是底层的630倍，中国平安马董的6000万年薪也是一个高薪白领的600倍。

当时美国的大企业用行业公会来定义“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其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大企业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在中国，根本不用这一套，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随便就用行政手段扼杀了小企业，在陕西石油开采中，国有企业直接用不公正的价格把民营油田国有掉，并且还在媒体上封杀他们的声音，而中国普通百姓也被洗脑的对国有制很热爱。

如果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美国30年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是中国普通劳动者得到的更少，而中国政府和官员也同时成了经济发展的大赢家，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十几年没有什么增长，而政府税收却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终于达到了2007年超越日本，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毫无疑问都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中国官员是主要消费群体，官员子弟成为中国出国留学的主力。现在，政府和资本家只有吐出一点财富，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二，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不如30年代的美国。

由于科技水平和物质生产的迥异，现在去比较两个不同时期的物质消费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试图列举一下美国当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

城市化水平不如美国，美国在1870年，工薪工人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大萧条前是75%（估计包括农场的工人，因为统计数字农村人口仍然占接近50%），1940年，140个大城市的中心去有4200万人口，外围有2000万人口。和现在中国农民工大量回流一样，1935年，在美国有200万5年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回到农村。

教育水平不如70年前的美国，1940年，每6、7个大学年龄的美国青年就有一个进入大学——总数将近150万，这个比例中国在大学疯狂扩招后也接近了。当时美国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阅读者，75%的人阅读杂志，50%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影响报纸和杂志，成人受教育水平显然比现在大陆高。

1935年，美国用汽车外出度假的人就达到3500万，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谁能想象中国什么时候有四亿人能每年外出度假？

为了让大家再了解一下美国当时的经济水平，我还可以列举一些枯燥的数字。1935年，美国有3900个消费单位（家庭或单身个人），平均年收入1500美元，但是40%的单位在1000美元以下，30%的单位在780美元以下，但是这30%的家庭每年消费12亿美元，其中至少有3亿美元来自各种形式的救济。12%的单位收入在2500美元以上，3%的单位收入在5000美元以上，1%的单位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美国人每年消费500亿美元，其中食品消费170亿美元，住房95亿美元，服装52亿美元，家庭交通53亿美元，家具和电器设备10亿美元，汽车38亿美元，娱乐38亿美元，教育方面私人支出5亿美元，政府支出24亿美元，医疗个人支出22亿美元，政府支出5亿美元。

美国人当时食品消费只占收入的30%多一点，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支出的比重的数据，是反映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远低于中国现在的水平（2005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恩格尔系数是城市37%，农村45%，把城乡分开统计是中国特色，我也只好照搬）。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20年代的30亿美元增长到140亿美元。

美国汽车乘客数量，1933年17亿人次，1941年47亿人次，汽车保有量达到3000万辆，在萧条时期美国汽车销量只下降了4%，加油站还增加了，2007年，中国大陆汽车的保有量也才5700万辆（另有摩托车8700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仅仅3500万辆，不过看过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就知道当时的客车里面还不错，私人汽车估计大多是那个骗子开的跟拖拉机差不多的，象南京梅园新村里放的周恩来坐过的别克轿车路上没见几部，估计只有少数富豪才有。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是6.06辆，到2008年三季度是8.67辆，2008年11月，中国汽车销量下跌17%。

铁路也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之一，萧条时西部铁路公司票价从一英里3.2美分降低到2美分。

当时看电影是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1939年，全国有15，000家电影院，票房收入7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25美元，每个礼拜都看电影的人有5400万。

美国软饮料人均消费在从1921年就有41升，1929年是53.1升，到1932年时，人均消费只有27.1升，而大陆在2004年人均消费只有23升，发达国家100升，世界平均水平50升。

大萧条使美国珠宝销售下降了84%，男装产量1930年比1929年下降25%，1931年再下降32%，女装和童装只下降了13%。在缩减消费方面，男人也是先牺牲自己的。

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国家的财富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2390亿美元。

工资损失260亿美元以上。工资低至每周5－10美元，家庭佣人的工资低至每个月10美元（包食宿），1930年全国平均年薪是1420美元，和现在中国一样，山区教师仍然是最低工资的群体，乔治亚州的平均年薪只有816美元，但是山区教师只有436美元，不过这仍然让中国山区一年只有300多斤玉米当工资的老师羡慕不已。

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从1931年的75人降低到1932年的20人。

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呢？最昂贵的商品除了汽车就是收音机了，1929年，收音机的价格是100美元，全美有1200万台，1940年，86%的家庭（2800万个）拥有4400万台收音机。电视机还是博览会上的新奇玩艺，造价高昂还质量不稳定，离普通消费还早。苹果每只5美分，在萧条的时候，猪的价格下跌到2美元一头。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里面可以了解当时的物价，比如发封电报要2.6美元，不过可以对方付费，百万富翁的女儿逃跑的时候只带了4美元，男主角因为她一个晚上花掉2.4美元而训斥她太浪费，汽车旅馆的房间一个晚上是2美元，里面没有单独洗手间，不过可以煮咖啡、煎鸡蛋，当时的电话很少，汽车陷进泥地以后，最近的电话有十里远，男主角的外套可以换十加仑的汽油，后来他和百万富翁算帐，标明外套是15美元，皮箱7.5美元，帽子4美元，三件衬衫4.5美元，几天的花费是现金8美元。个人感觉在生活必须品方面，那时候的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倍。

这个物价水平上，美国当时普通工人最低五六十美元的月薪，在我看来比现在大陆农民工好的多了。

三，推卸责任和其它错误估计

今天的中国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1929年的美国总统胡佛也一样，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其它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浪费、破坏和人力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恐惧和重整军备的开销。

我们不是一样指责美国的贪婪和对伊拉克的战争吗？我们不是一样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导致中国萧条的根源吗？

出租车司机受影响最快，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2到3美元，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出租车司机也是最快感受到的，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要求降低负担的出租车司机罢工。

人们在危机开始总是低估严重程度，美国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长率降幅最深—10.05%。从1929年第四季到1933年第一季，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

从1929年5月到1932年7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降到410亿美元，进口贸易由45亿美元降到13亿美元，出口贸易从53亿美元降为17亿美元。

关于萧条对自杀的影响人们有误解，在萧条时的自杀格外引人注目和被放大了，实际上，1929年的10月和11月，纽约有219个自杀，而1928年同期有223个，1929年全国每10万人有14例，1932年突破最高记录每10万人17.4，到1936年降低到14.2。而中国的自杀比例官方统计是每10万人14人，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估计是每10万人22．2人，具体多少你们自己看吧，即使按官方数字，也比美国萧条的高峰期低不了多少。1933年，纽约饿死的人至少有29个。

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在1930年底之前失去了工作，但是直到1931年底这个城市的有钱人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现在很多人也不怎么在乎经济危机，比如广东省不怎么在乎企业倒闭，不是他们有什么想法，而是他们水平太低，错误的估计了经济危机。

大萧条对犯罪没有影响，1929年－1932年，青少年犯罪率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增长的是成年犯罪，联邦调查局的首脑胡佛和他的密探被青少年当做英雄——执行法律比违反法律光荣。

四，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民生保障措施

或许我们会给出错误的答案，但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其实更重要。我们的教科书上一般突出罗斯福新政大量投资公共工程，我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一贯喜欢投资公共工程而忽略民生保障，实际上，罗斯福新政中更突出的是民生保障措施和提高劳工地位，后一个问题在下面单独再讨论。

胡佛坚定的相信经过改良的放任主义、金本位、个人奋斗和谋利动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相信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之所在。1929年胡佛召集大企业的领袖得到承诺会增加支持、维持工资水平，但是最后他不得不对企业的自我恢复能力与合作精神心灰意冷。1930年联邦政府开始援助遭受旱灾的农民，拨款6500万美元修建胡佛水坝。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新政相似的救援措施，但是他缺乏罗斯福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他被刻画成一个严厉冷酷、沉默寡言的人，甚至对人民冷漠无情，特别是在1932年7月28日强行驱散抗议老兵之后，实际上在那次的行动中，只有两个老兵死了。但是就是这两条生命注定让他无法连任。

在美国经济腾飞的时候，霍勒斯·格里利说：“年轻人，去西部吧，和国家一同成长。”萧条的时候，人们悲观的说：“去西部吧，年青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象挪威的旅鼠一样”。当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时候，也有声音说“要安排大学生去农村当民办老师”。他们都忘记了农村的希望小学都用来养猪了，湖北长阳的小学生从1998年的45000人减少到18000人，城市里也开始出现小学生的负增长，广州的民办中小学在2007年就开始大量关闭，广州丽江花园的学校一个班只有5个人。

确实公共工程署（PWA）通过扶植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和矿产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比如纽约市的三区大桥。到1941年，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公共建设方面有纽约的长滩机场等全国共600个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

不过这些和民生方面的投资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11万个图书馆、中小学、医院，50万个排污设施，100万个新厕所，1460家托儿所，提供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人士提供了3亿件衣服；在1940年1月的两周里，25万人接受了免费的内科和牙科检查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1930－1940年，城市公园从900个增加到1500个，运动场接待人数翻了一倍，游泳中心增加一倍，野餐中心增加了10倍，公共工程署花费4000万美元修建体育设施交给地方管理。公共事业复兴署雇佣了4万人，修建数以千计的游泳池和网球场，民用工程署（CWA）通过修补路桥、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等市政公用事业，花掉了9亿美元。至少有15亿美元用在永久性的休闲设施上。政府推行的童子军活动促进户外活动和培养刚毅的品质。

这些工作都得到了监督，当然也有质疑，比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指责民用工程署的有的工程是“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公共事业振兴署极大的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当时美国贫困家庭的廉租房屋肯定让今天的中国贫困阶层羡慕：平均月租金26美元，如果家庭的收入达到租金的5－6倍以上就不能享受。廉租房屋已经有了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

当时美国的生育率是很高的，当人们发现很多贫困家庭有很多小孩的时候，当然会质疑救济的正义性，还好美国政府没有去做什么强制“计划生育”的事情，只是有社会团体去做宣传，大街上会有“No more Children”（不要再生了）的广告牌，美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34－1936年，小学的数量减少了4000所。1932－1933年，芝加哥的教师被拖欠了一年的工资，纽约有11，000名教师失业。当时美国人的生育率肯定吓人，比如有一位41岁的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得不给政府干了几个星期的挖沟工作，不象别的普通失业工人那么感激政府的帮助，而是冷嘲热讽的说：挖沟真是一项高贵的职业。

新政坚定的共享繁荣和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他象邓小平一样拿起了实用主义的政治工具，而民主的制度赋予了触动大资本家利益的硬气，而不是中国龙永图式的狗官对“刁民”的硬气。

社会保障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寻求其与生俱来的受教育权利，还是面对疾病、工伤事故和技术性失业的成年人，或者是面临最终失业的老年人，社会学家说“最惊人的差别是美国人对于冒险精神的看重已经超越了对中等城镇的可靠安全的看重”，美国人脱离了恐惧，因为新政给了他们信心，今天的中国，应该要让农民工彻底摆脱对家乡那点田地的留恋，让中小城镇的年青人也勇敢的离开父母的温室，大胆的追求个人的成功。这才是我们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

在新政中还有一个注定流芳百世的功绩那就是治理田纳西河，1918年，内战后南方唯一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极力促成阿拉巴马州的水坝和硝酸盐厂，和平时期制造化肥，战争时期制造炸药，一些资本家一直贪婪的支持这个计划，它一直是政治争论的焦点，田纳西河的盆地一直受着水土侵蚀、资源破坏的困境，1933年，田纳西河管理局成立，罗斯福总统的坚定信念：权力资源属于人民。一个为了田纳西河促进防洪、航行、电力生产和森林土地合理利用的方案开始实施，沿河的农民缩减了玉米种植面积，把肉牛和奶牛的产量增加了几倍，反复无常、破坏性的河流附近增加了一连串的湖泊，9000英里的堤岸供人们休闲，1937年，当俄亥俄河的大水让900个人葬身鱼腹、50万人无家可归，田纳西河治理的正确性就无人怀疑了。今天中国在环境治理、河流政治方面仍然是乏善可陈。

五，新政调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关系，确保劳资谈判的平等。

美国经济复兴中的三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胡佛把救济放在最轻的位置，1932年7月以后才有所改善，救济法案从仅仅可以动用3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罗斯福新政的主旨是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浪费，制定最低限价。

胡佛认为1932年的竞选是“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是个人主义和严格管制的竞争”，但是罗斯福认为是两种繁荣理论之间的两难选择：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而他主张“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亩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胡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还是出席了罗斯福的就职典礼。

在实践中，正如已经证明了一样，政府应该为了普通人的利益，更坚定的提高效率（打破垄断），增加收入，更大方的普及对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转移支付。

新政促进了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青睐小企业而反对大企业，青睐普通公民而反对垄断，青睐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而反对集中的资方权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用拍卖原则取代了合同原则，让工人告别缺乏工作趣味和创造性满足的冗长疲惫的工作，告别死气沉沉的非人身折磨，让工人们能够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幸福，而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个人的创新和工会更大的集体威信，无论是在政治中还是在经济中。劳工不应该是在更大的国民收入中得到应得的份额，而是任何时候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

新政坚持个人奋斗和利益动机的信念，追求改良的实践以确保合理利润的持续、科技的进步、个人的积极性、小人物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连续的就业。

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公共事业法和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人认为在公平和效率方面，联邦政府比地方政府更高一筹，这一点，估计大部分中国人也这么认为。

1938年初，仍然有600万人失业，200万人从事救济工作，325万人就业不充足，这比起1933年一千五六百万人的失业有改善但是改善不大，就是这样，资本家也开始把萧条的原因归结于劳工动乱和严厉的银行管制。只要看看新《劳动法》在今天受到的质疑和攻击，就可以想象美国当时大规模的罢工所受到的攻击了。

让罗斯福坚定的推行提高劳工地位的做法源自他本人的信念：国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比人们看的到的财政浪费要真实和严重的多。激发普通人的创造力和进取心才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力。

1933年，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甚至自力更生的满足，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蔽履。泽西城的一个小裁缝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被监禁，大企业随即发现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无法承受，这里的大企业主也有一个吸取教训的过程：它们开始以为限制低价能挽回市场和利润，对如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的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唯一坦途”无动于衷。

希望对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不但是徒劳无功的，而且还助长了垄断，这丝毫无益复兴，以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迅速的崩溃了，那种认为国家能提高效率的迷信也被抛弃了。

在萧条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大企业希望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而政府则要求大企业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于是原来难以达成的妥协在萧条的压力下竟然成功了。复兴法案第7A条款保证集体谈判的权利，重申“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得受到任何压制”。 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都要在国家复兴署签到，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规定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最低月薪都是50－60美元，而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每周35小时，只有旺季可以和白领工人一样40个小时。有800个行业的实业家代表齐集华盛顿和焦头烂额的官员们一起制订行业法规，官员们在为劳工争取利益，虽然他们肯定比不上实业家的精明，但是后果仍然是满不错的。变革一开始，公司迅速组织工会并希望强加给工人，而工人则努力试图消灭公司的工会，使自己组织的工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代表。1930年，最高法院在裁决“德克萨斯州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中毫无争议的裁决：雇主试图把公司工会强加给工人是对工人权利的干涉。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宣布在雇佣合约中禁止雇员加入工会的“黄狗契约”为非法。

1935年7月，“瓦格纳劳资关系法案”，禁止干涉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不得拒绝跟雇员代表谈判，不得助长公司工会，不得有就业歧视。1934年9月，35万纱厂工人罢工。由总统任命的、以新罕布什州前州长约翰·G·怀南特率领的调解委员会经过调查出具了罢工者更有正义性的调查报告。大公司开始雇佣私家侦探、安排眼线、安插罢工破坏者，从1934年1月到1936年7月，通用汽车在这方面花了近100万美元。

1936年11月，密歇根州爆发反对通用汽车的罢工，最后发展到14个州，13万人，密歇根州的州长弗兰克·墨菲不但拒绝出动民兵平息，还自己作为工人的谈判代表，谈判以工人大获全胜而结束。

1936年5月，仅仅是一次预谋大静坐罢工，就让美国钢铁公司为工人增加了10%的工资。工人的抗争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保守派把1937年末的不景气归咎于工业骚乱和罢工斗争。参议院在1937年、最高法院在1939年强烈谴责静坐罢工是对财产权的侵犯，是一种过失犯罪。在民意调查中，67%的人支持裁定静坐罢工是非法，56%的人支持通用汽车。

1936年，每周工作时间比1929年缩短了9小时，通过缩短工时让1300万失业工人中的200万人重新就业。

另一方面，虽然工会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中心，有干净、怡人的环境，游戏室、舞厅、餐馆、图书馆和电影厅，但是权力让领袖贪婪、自大和不负责任的症状也出现在某些劳工领袖身上。

中国的劳工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国家一颗螺丝钉，完全没有追求个人成功的自由，而是完全按照官员的要求工作，对工资没有丝毫的谈判余地，这种后果大家都看到了：经济濒临崩溃，各种商品质量低劣、毫无市场竞争力而且还极度短缺。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会继续成为企业领导机构，和它在西方国家的功能完全不同。至于大量的血汗工厂，根本连这个花瓶一样的组织都没有，因为害怕男工的反抗，血汗工厂甚至编出女工在操作缝纫机器比男工强的谎言，排斥男工。由于资方的财富优势，一旦劳资发生矛盾，警方充当资方的打手，镇压工人，比如2005年广东兴昂鞋厂发生罢工，事发后，厂方张贴告示，要求员工举报闹事者，知情不报者将受到处罚，警方根据现场录像、保安举报和员工间互相揭发调查了上百名工人。兴昂还开除了23名工人，兴雄厂更多。工人估计，事后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或辞职。最后，竟然有10名工人站在了被告席上。他们开始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最后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起诉。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起到了策划、组织或带头作用，现在的罢工一般都是员工长期受压抑后的一种宣泄，而其中每个人行为造成的后果都无法达到最低的量刑标准。

在劳资关系中，政府更愿意倾向于资方，在他们看来，尽可能低廉和“安全”的劳动力，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一旦工人闹事，官员和企业都喜欢超规格的动用司法工具“惩一儆百”，以维护工厂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些愚蠢的官员和资本家都不会去接受和谐的劳资关系才是企业竞争力和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部分。频发的劳资纠纷，不仅影响企业生产，也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对政府来说，不仅危及当前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群体，外来工对雇主、政府、社会的积怨，将是中国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更荒唐的是：2006年，广州农民工曾水林因为拿不到工资，站在洛溪桥上“跳桥”讨薪，没有拿到工资却给自己换来一年劳教。中国的法律是个怪兽，笑脸朝向富豪，利爪朝向穷人，一个诚实的劳动者拿不到工资却需要用劳动来“教养”，恶意拖欠他工钱的老板却露出得意的笑容，这种恐怖的现状只会家剧中国的贫富悬殊，漠视这种现象的后果是我们大家都去经历大萧条吧。

在这种司法维护员工利益严重缺位的社会中，讨薪的怪事特别多：行为艺术讨薪，广州万威胶业有限公司员工，因不满合同内容未签字，而被公司视为自动离职没有一分补偿，他们静坐在公司大门前，嘴上统一戴着白口罩；2007年30余名农民工在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寄贺卡；西安市高新区江都建设工程公司西安公司工程部院内，23位农民工用人体摆出“诚信”二字讨薪，有自焚和自伤来讨薪，2006年6月，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具有限公司”门口围着黑压压一群人。一名长发青年女子站在工厂大门前，全身只穿着一条红色内裤来讨薪，在警察面前，老板把她打得钻进警车。

2005年，宁夏农民工王斌余因为讨薪不成连杀四人，几天前，黑龙江肇东市人于广生，因向肇东市龙阳建筑公司负责人张景文索要下属人员欠款未果，1月9日中午带汽油到龙阳建筑公司临时办公室点燃，将龙阳公司负责人张景文等6人和自己一起烧死。

虽然中国的劳工地位急需提高，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强大工会和罢工，东方社会可能会发展成日本那样，企业对员工负责：高薪、终身雇佣和发展空间，而员工也对企业有归属感和忠诚，但是目前看来，很少人想去这么做，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企业和员工向这方面的努力，官员们则无动于衷。

六，美国新政和农业

罗斯福对美国农业的政策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早期的美国，佃农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上百英亩的土地，但在发展中，土地趋向集中，1937年，有2/5的农民都成了佃农，而半个世纪之前只有1/4的农民是佃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倾向雇佣对计算更糊涂、对雇主更顺从的黑人，白人佃农只好成了季节性工人。

罗斯福于1937年2月想国递交咨文请求制定计划改进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7月份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农业保障局，3年内分别提供1000万、2500万和4000万美元，向农业劳工、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3%的长期贷款，申请人远远超出提供的资金，还款非常及时，农业保障局还鼓励农民生产牛奶来改善伙食、指导农民妻子使用高压锅来节约能源。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规定小麦、玉米、棉花、猪肉等农产品的产量，愿意与政府合作减少过剩而有利于维持价格的农民可以得到利润补偿，在那年的夏天，南方的农民把四分之一的棉花翻耕掉，农民则得到了每英亩6－20美元的补偿，1000多万英亩棉花被翻耕。因为猪肉价格暴跌至2美元一头猪，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被屠杀，政府掏钱购买了1亿磅的腌肉后分发给失业家庭，同年秋天，政府又收购了一点六亿蒲式耳的小麦，面粉也分配给了被救济者。前面我说5美分一个苹果也是政府收购了以后让失业人员去街上摆卖的，今日中国各地水果价格暴跌后的农民不但不指望政府会这样收购，他们就是自己进城摆卖也面临被城管驱赶的命运，同时，城市的贫民也仍然吃不起水果。

政府用长期贷款帮助农民购买散落在优质农业地区核心地带分散的农田，收购他们贫瘠而枯竭的土地变成森林和自然保护区、公园。鼓励乳类产品生产，1940年，乳品行业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

1939年5月，食品券计划，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食用油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

联邦政府的农业部长华莱士说：只要农业在与其它群体谈判的时候依然处于劣势，政府象农业的倾斜就要继续。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经济学者说“年轻小伙子构成了最重要的剩余农产品”。

国家对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实行分配，设定在足够国内使用、出口和储备的水平上，但是国家并不强迫这种分配，只是用经济鼓励手段——超出配额种植的庄稼无法得到“平价补偿”，也不能得到优惠利率的贷款。

1933年棉农的总收入是7.8亿美元，其中政府补偿是4.5亿美元，美国农民的现金收入比上年增加25%。1939年全国农业收入达到85亿美元是1932年的两倍。1937年，佃农的家庭平均收入是385美元，其中27美元来子政府补贴，1940年，农民拥有的拖拉机增长了70%，达到200万台，卡车增长了16%，60%的玉米实现机械化收割，1935年5月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为农村家庭提供电力，这为私营电力公司所憎恨，但还是迫使私营电力公司提供更好、更廉价的服务。

雇佣童工的种植园主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优惠贷款。

新政通过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可想而知，因为2008年棉花等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陷入困境的中国农民，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可能会影响农业。

七，对文化工作者的救济

美国是没有文联之类的机构的，不过萧条时期，美国也要花钱来养活作家们。

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有“联邦作家计划”，有6000个自由作家、新闻记者、诗人、哲学博士等靠这个计划养活，他们除了创作一些书籍，重点放在编写各地的旅行指南和收集民间传说，研究民俗，提供了详尽到每英里的旅游地图。“联邦戏剧计划”，用一年700万美元的预算，给全国12，500名演员发平均83美元的月薪，主要创作是把当前事件转变为戏剧题材，最初的剧目《三A翻耕》描述最高法院一项给农民带来困境的裁决，《力量》表现普通人对廉价公用事业的探索，《三分之一国民》聚焦贫民窟文体。耐人寻味的是国会议员指责联邦戏剧计划资助的都是共产党员和它的同情者，这个计划在1939年停止，看来，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把钱花在为自己歌功颂德方面，这些人怎么不拍一部反映罗斯福的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电影呢？

1935年7月，启动“联邦音乐计划”，养活了15，000人，提供了15万个节目，举办免费的音乐培训班每个月吸引了50多万的弟子。“公共艺术品计划”和“联邦艺术计划”分别雇佣4，000名和5000名贫困艺术家，在公立中小学、图书馆、法院、医院、孤儿院创造了壁画和雕塑，为公共建筑绘制壁画，美国南达科他州黑丘地区的罗斯摩尔山四个总统的头像雕塑也是在这个计划的赞助下才完成的。

中国本身已经养了一大群御用文人，至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今天的生存已经比70年前容易多了。

八，古典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的杂音

在萧条中，将近四分之一的失业者认为“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比例比有工作的人高出四倍。1939年6月民意调查中，认为“机器取代了人导致失业”的人占最大比例，有这种思想的中国人为数不少。机器所创造的利润除了回报老板以外，必须有正常的比例回报给员工，这些员工在收入提高以后就可以增加消费，从而为被机器取代的员工提供工作，这才是良性循环的结果。

热衷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联邦主义者”和狂热的空想社会改良家，执着于削弱地方的主动性、多样性和行政民主，很有可能把沉重的官僚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强加给人民，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是新政成功的主要基础。罗斯福坚持认为人的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的中国官僚主义本身已经很沉重，中国所做的是尽力去削弱，让技术专家和官员必须产生于他们所服务的人民。

新政的救济措施自然面对官僚作风和对流浪汉的骄纵的质疑，有人（特别是独立农户）认为失业是伪装起来的懒惰。

格林威治村的一位先知霍华德·斯科特设计一套伪科学方案，实际上几乎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翻版：货币、银行、私营企业和经济失调都被计划经济消灭，任何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人人享有同样的收入，价格反映了生产任何给定商品需要的能量单位。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工人和农民只有在饥饿状态下才会努力工作，当时美国的保守派说某些领取救济的人愚蠢的花光了他们所拥有的很少一点财产，并且质问：纳税人是否应该为这样的不负责任而承受负担？国民很难区分必须的救济和腐蚀性的施舍。这种论调在中国肯定也很有市场，不过在2008年底，广东的一家企业要寻找2009位农民工，为他们提供回家的路费，但是一个月下来，只有500多个人接受，在有几千万收入微薄的农民工的广东，这个结果是让人吃惊的，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希望不劳而获的人其实远远少于人们的担心。当时的美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一个老人在拿到政府的支票后，开始打扫附近街道，他说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回报社会。

1933年，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写了一本书《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披露了“老人正在缓慢的死去，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鼓吹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闲置土地征税，每月发给60岁以上老人50美元的养老金，建立庞大的合作社网络来刺激生产、消费和就业，他可不用象乌有之乡的那帮人只能纸上谈兵，他代表民主党参加选举，仅仅以微弱差距输给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梅里亚姆。之后，同样在加州，一个叫弗兰西斯·E·汤森医生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建议从2%的普通交易税收入中每月支付给每个60岁以上的失业者200美元，这笔定期生活津贴必须在下一个发放日花完，以便货币快速流通，这对天真的人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全国至少有800－1000万人支持他，但是冷静和经济学家和统计学者发现：要拿出国民收入的将近一半才能满足汤森提出的要求。加州似乎是盛产空想家的乐园，一个叫罗伯特·诺布尔的人（他在二战期间因为从事法西斯主义煽动而入狱）允诺给所有50岁以上的失业者一笔养老金，经费来自于“一美元凭证”，每个人在花掉它之前每周贴上两美分的印花——也是鼓励快速流通，他在1938年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被击败。

乌托邦的诱饵当然不止这些，一个叫休伊·朗的参议员，他在当任路易斯安那州长的时候建起了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摧毁了本州的民主程序，信心十足的要竞选总统，写了《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书中兜售一个含糊的计划，承诺给每个家庭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

密歇根州的一个叫查尔斯·库林格的神父先是支持罗斯福，呼喊“要么罗斯福，要么破产”，1934年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他后来严厉批评政府“把宝贵的资源转向外交，国内却依然被动乱包围”，他公开嘲笑民主，纳粹辩护士的面目越清晰的时候，也就被民众唾弃了。不过人们也开始接受教师的个人观点与他在课堂上所发表的看法是应该区分开的，客观讨论和在其权威领域之外的宣传鼓动也有区别。

1934年对将近20，000名牧师的问卷调查，有30%的人支持社会主义，有70%的人支持“彻底改革的资本主义”。 左翼人士为罗斯福放过了国有化信用体系的天赐良机而叹息。

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自负的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并对新政的融资保持警惕，通过本教会的互助萧条。由于上教堂的人数和捐款下降，宗教领袖都茫无头绪，迷惘而困惑。

不管这些兜售乌托邦思想的人作了什么恶，是多么的愤世嫉俗，但是他们都不如在中国兜售乌托邦的人那样不是描绘未来几十年的美好景象——比如说2030年经济超越美国，或者靠撒谎、欺骗来获得支持，也没有一个煽动家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估计这在美国没有市场。美国这些空想家都提出了实际的东西，他们也实实在在的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938年7月，公共卫生局长托马斯·帕伦说：“现在，人民普遍认为下面的理论是理所当然的——获得健康的平等机会是美国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和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去年说：我们还准备挨20年的骂。美国医学会拒绝批准三分之二的产品，而一家声称代表消费者的杂志《好管家》却慷慨的把大量星标给予最有价值的广告客户。1933年，联邦紧急救济署付钱给民营机构的医生，让他们为领救济的患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1940年，5200万美国公民（当时总人口是1.2亿）有了“社会保障号码”，同时，任何超过15美元的收入都要纳税。贫困老人的补助金开始是每个月30美元，后来涨到50美元，但是真正的全国平均数只有20美元，南方的六个州更少的可怜。失业保障从5美元到15美元不等，期限从14周到16周不等。自动离岗、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或者拒绝合适的新工作，停发失业救济金。

九，中美政府调控的起点完全不同。

在美国建国之初，杰斐逊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很长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传统上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间的距离总是模糊而遥远。美国人似乎只在国防、邮政系统、专利法、重大科研、公共卫生和健康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废除奴隶制或者抑制托拉斯。面对萧条，美国人终于接受了新的观念：诚实、智慧而勇敢的政府能够解决进一步繁荣的问题，在一个再也没有120英亩好地分给每个人的世界上，普通的个体无法单独面对这个问题。

在新政时期，联邦政府在扩大，即使如此，联邦雇员也只从1931年的58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137万人，国家复兴署也只有近百人。罗斯福斥责胡佛“不计后果、奢侈浪费的过去”，政府开支从1927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931年的30亿美元。新政并非一味的扩大联邦政府大权力，比如1933年2月，国会把是否废除禁酒令的决定权交给各州。

美国当时开始由政府提供提供资金创造工作岗位，中国本身有很多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普遍被指效率低下，依靠行政垄断甚至国家直接补贴生存；美国通过农作物限制种植，加上直接的利润支付，来抬升市场价格，支撑农业收入，但是中国农民收入长期被忽略，长期限制农产品出口甚至是国内流通来压低价格，比如直到几年前，广西和广东的蔗农都没有办法把甘蔗卖到外地去，只有被本地糖厂压价收购甚至烂在地里。而农民也因为流动受限制不得不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些都有国家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曾经被写进教科书。2008年，云南孟连的橡胶种植者因为禁止他们把橡胶卖往外地而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导致人员伤亡。

联邦政府在某些方面通过大的分区来实施调控——联邦储备委员会的12个区，陆军部的9个军区，州际贸易委员会的7个地带，70多个联邦机构也采取类似规划。

通过货币操纵，借助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的管制，来提高一般水平，这一点在大陆要看什么产品，现在的中国油价比美国贵一倍，南京房产局长要处罚降价的房地产企业。

虽然中国和美国一个是过度管控、一个是放任自由的政府，它们就象一阳指和九阴真经两种武功，但是它们在干预经济的时候表现得却有相似性，而且大企业和普通劳工对政府的期望也相同，不同的是中国官员肆无忌惮的维护资方，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竟说“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它根本惘顾越南和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竞争者和越南工资也在迅速上升的事实，2007年越南的纺织品出口是77亿美元，大陆纺织品出口是1600多亿美元，2006年，吸引外资最多的是美国1770亿美元，其次是英国1700亿美元，第三是法国884亿美元，中国只排在第四（700亿美元），印度可能勉强达到100亿美元，而越南可能只有80亿美元。

中国的劳工不要指望有和美国一样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帮他们说话，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推动新《劳动法》出台的那些专家是值得敬佩的。和歌曲“或者绝招同途异路”一样，中国政府最终要采取和美国新政同样思路的措施。

十，中美干预的准备

本来中国可以吸取美国上个世纪的教训去提早准备的，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干预经济危机的作法不要说南辕北辙那也是隔靴搔痒。

一般认为美国当时对银行业的干预太迟钝了，美国当时有18000家银行，后来有5000家倒闭，900万储蓄帐户被一笔勾销。流通货币严重不足，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贵宾也没有现金，在底特律，一个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找不开一张10美元的纸币，因为坚持金本位制，南方城市开始自己印刷钞票。现在信用卡的膨胀，这一点不会出现。1933年4月，政府宣布放弃金本位，并且可以用5种规定的方式让通货膨胀。当时的信贷体系受到很大冲击，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45亿美元债务，经济学家后来认为美国政府太迟干预银行破产是一个失误，如果政府及早稳定信贷体系，那么银行破产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破产的危害会降低。

中国一直采用政府监管银行的方法，中国银行业竞争很弱，因为政府严格控制银行数量，全国性的银行只有十几家，除了一个民生银行是民营的，其它都是国有银行，并且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甚至银行的理财产品都被限制，在缺乏投资渠道的现状下，中国人大多把储蓄当作唯一的投资方式，即使在通货膨胀肆虐实际负利率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而由于政府保证信用，中国银行的经营成绩很差也没有人在意，日本金融泡沫破裂的时候银行坏帐仅仅是5%，而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50%，在政府剥离资产，并且把这些银行上市，今天国有银行的坏帐仍然接近8%，当然这里面还没上市的农业银行坏帐高达23%（官方公布并承认的）占了很大比重。已经上市的国有银行在新一轮的刺激经济声音中遭投资者大量减持，连李嘉诚也低价卖空参与发起配购的中国银行股份。

在建设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早就开始普及全民社保，不过过去十年，农民工的社保几乎是个游戏，不能转移，不能在打工地点退休，交社保最后除了退回一小部分其余都给打工地点做贡献了。

刺激经济会给政府增加负担也会给企业增加税收，1936年，美国国债300亿美元，1940年增长到430亿美元。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企业所得税是“惩罚节俭和成功”。对于中国来说，税收和税收外的收费一直很高，而中国政府的开支畸形的高，在这方面，是很有节省支出的空间的。

罗斯福坚持认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工作年青人与生俱来的权利。1932年夏，铁路公司加挂车厢给外出寻找机会而无钱买票的年青人，铁路公司、社会工作者和公众都认为这些年青人不是罪犯和流民，他们仅仅是因为萧条被剥夺了上学或工作的机会，1932年，洛杉矶的免费小旅馆和午夜收容所给20多万人提供了庇护。中国目前只有少部分有识之士呼吁尽快准备农民工返城的冲击，而很多人鼓吹农民工返乡创业。

萧条完全没有损害科技的进步，1938年6月，通过“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抛弃了陈旧的立法，要求在新药引入市场前进行足够的测试，严格定义了掺假和冒牌，禁止通过包装和商标来实现欺骗。冷藏成本降低了70%，节能的钠灯光线不佳，但是在路灯得到应用。合成橡胶、尼龙、胶合板、合金钢树脂玻璃、合成树脂等新发明的涌现促进了经济复苏。医疗和科技繁荣，肺炎、脑膜炎、和丹毒都被征服，发现树木年轮理论，发现了冥王星，哈勃望远镜，相对论，撞碎原子实验，193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里教授说：我们的目标并非要创造就业岗位和红利，我们希望消除人们生活当中的苦工、不适和匮乏，带给她们快乐、悠闲和美。

我很反感中国左派叫兽缺乏基本知识的兜售乌托邦思想的行为，那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经济学不是一个药方，而是一个思维方法，让经济决策和个人的选择提供理性思维的方法。当萧条来临的时候，口号和愤恨都没有用，敌人是无形的，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与中国重建发展机构共同完成的最新报告的结论，呼吁中国翻修社会福利系统，为中国13亿人口提供一个符合国际最基本要求的医疗照护、教育、失业与退休福利。这份报告特别要求中国要保障被遗忘的农民、民工以及穷人。这样虽然每年要提拨550亿美元的支出，但却比与建公路、铁路与桥梁更能够强壮这个社会的体质。

今天的中国必须提供一个社会契约，使国内消费足以支撑、建构一个社会福利网，取代以往30年来出口经济成长导向的模式。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就是这麽做，但这费时十年才完成。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袤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的发展战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中国人的勤劳、忍耐只是一再的助长一个挥霍成性、无视民生的政府，那里养着一大群带着名表、抽天价香烟的公仆，想的都是自己和资本家的共同利益，把民众当成“屁”来对待，猥亵儿童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南京、上海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房屋。

值此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在为这一错误付出高昂代价，而13亿普通中国人站在寒冬的前沿。这种阵痛究竟是让中国改弦更张，补上民生保障的欠债，还是让中国全民都陷入混乱，停滞不前，以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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